佛教為何成為唐代「國教」?從唐朝皇帝信仰入手,談談佛教的演變

佛教為何成為唐代「國教」?從唐朝皇帝信仰入手,談談佛教的演變

佛教自東漢時期傳入中國以後,與中國傳統文化逐漸融合,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,魏晉南北朝時,儒學衰落,佛教趁機大肆傳教,吸收信眾,至唐朝之時,依然成為與中國本土宗教道教、儒學實力相當的宗教,眾所周知,唐朝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時代,在這一時期,唐朝統治者採取了開放包容的宗教政策,對佛教的發展起到了支持推動作用,到了唐高宗和武則天在位期間,由於二人對佛教的推崇和大力弘揚,佛教更是力壓道儒兩派,成為當時的「國教」。

一、佛教成為「國教」的原因
關於佛教是如何成為「國教」,我們要結合當時的國情國策來看,不能簡單粗暴的歸功於唐高宗和武則天這兩位統治者的大力弘揚,從當時的背景來看,佛教經過了幾百年的本土化歷程,在中國已經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,而佛理的日益完善和本土化,使得人們有了心靈的寄託的寄託,就連恃才傲物的文人也不例外,他們折服於佛教義理,對佛教的「國教化」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1、佛教本土化,擁有大量信眾

自佛教傳入之日起,佛教就開始了中國化、本土化的進程,起初是依附道教、儒教來傳播教理,到了南北朝時,儒教衰落,便開始獨立傳教,「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樓台煙雨中。」可見南朝時佛教之盛行。到了唐朝之時,佛教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、擁有大量信眾的宗教了,其群眾基礎雄厚,為在高宗、武后以及武皇時期成為「國教」奠定了基礎。

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戰亂不斷、烽煙四起,百姓生活苦不堪言,迫切需要一個精神寄託。而從佛教的教義來看,其所倡導的輪迴之說、人死後精神不滅、因果報應以及布施等,適應了當時的民眾的精神需求,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。加上支遁、慧遠等德高望眾的高僧主張融佛入儒,更加有助於佛教的傳播。

而佛教在傳入之初就注重於社會的上層階級交好,爭取他們的支持和信仰。漢桓帝、魏文帝、東吳的孫權以及南北朝的多數皇帝都信佛,好佛事,他們一邊出資興建佛寺,修建佛門石窟,一邊支持僧侶的傳教,推動了佛教在中原地區的發展壯大。《梁書·本紀》記載:「丁亥,輿駕躬耕籍田。三月庚子,高祖幸同泰寺,設無遮大會,捨身,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。」梁武帝篤信佛法,捨身四次,可見佛教在南北朝根基之深厚。

在前人的打下的深厚地基上,佛教乘東風一路扶搖而上,積極在中國各地傳播和弘揚佛教,吸收了許多信眾和僧侶入教,群眾基礎深厚,以至於在高宗及武皇兩朝時期成為唐朝的「國教」。

2、皇帝的支持,維護統治所需

唐朝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朝代,在宗教政策上也不例外,建國皇帝李淵以及他的繼任者都對弘揚佛教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。為了維護統治,提高自己的出身低微,李淵便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人,故唐朝雖奉行儒釋道三教並尊的政策,但是事實上以道教為尊,但是李淵和李世民也看到了佛教所提出的「因果輪迴」、「善惡有報」等教理經義,可以勸人向善,有利於社會的安定,加上佛教有意討好,沒有觸犯李唐皇室的利益,所以佛教也得到了皇帝的支持,得到了推廣。到了高宗,雖為李唐皇帝,但是高宗更信奉佛教,對佛教很是推崇,至武周時期,武則天為了稱帝,打壓道教,利用佛教偽造出身,以至於佛教力壓儒道兩教,成為當時的「國教」。

他們對佛教的的大力推崇表現在他們對名僧大德的尊崇和禮敬,以及在物質方面對佛教的支持。唐高宗和武則天都很尊重取經歸來的玄奘法師,還特意修建了翻經院方便玄奘法師翻譯經文。玄奘法師舊疾複發時,高宗不僅「譴供奉上醫尚葯奉御蔣孝璋、針醫上官瓊專看,所須葯皆令內送」。還每日多次派人詢問病情。玄奘法師圓寂,高宗哀慟傷感,不僅為此罷朝,還下令為玄奘法師舉行國葬。

而武則天曾有出家為尼的經歷,對佛教經義有一定的了解,甚至曾經難產而祈求佛祖保佑,並許願孩子將來會皈依三寶,到玄奘法師門下受戒。玄奘法師啟奏她必將生一男嬰,後武則天果真誕下一男嬰,武則天令這男嬰拜玄奘為師,玄奘為他取法號為「佛光王」。

至於對佛教的物質支持,高宗曾多次下旨修建佛寺。任太子時曾以「隋無漏寺之故基」為給長孫皇后祈福修造大慈恩寺。到了顯慶二年,又因太子李弘病癒而建西明寺。而佛教曾為武則天登基為帝造勢,載初元年,洛陽白馬寺住持薛懷義、東魏國寺住持法明等九個和尚,編造《大雲經》:「是天女者,……為眾生故,現受女身……女既承正,威伏天下,閻浮提中所有國土悉來承奉,無拒違者。女王自在,摧伏邪見。」書中說武則天是男身菩薩轉世投為女身,理應稱帝。

長壽二年,天竺僧人菩提流志又譯出《寶雨經》。書中也說道:「東方月光天子乘彩雲來到佛的面前,佛對他說:我涅架之後,進入第四個五百年,「汝於此贍部洲東北方摩訶支那國,……實是菩薩,故現女身。」武則天利用佛教的教義經理巧妙的解決女子稱帝的輿論阻礙,故她登基之後,大量修建佛寺、崇佛抑道以作報答,同時也有力的維護自己的統治。

佛教在唐朝之所以能成為「國教」,與唐代統治者的弘佛措施離不開,以唐高宗和武皇為例,將佛教立為「國教」,是出於鞏固統治所需。

3、名僧輩出,推動崇佛風潮

在唐朝,開放包容的宗教政策推動了佛教的發展,眾多名僧大德也紛紛湧現,最著名的當然就是西去印度取經的玄奘法師,他不僅為我國翻譯了大量的佛教經文,同時他取經的傳奇經歷也有人寫書刊印,間接推動了佛教的發展。

除此之外,還有許多德高望重的僧人也紛紛設壇講經,宣揚佛理,吸納佛教信徒,推廣弘揚佛學。如為武則天譯經的菩提流志,南天竺國人,久居中國傳教,是洛京長壽寺高僧,「曾遊歷五天竺, 遍親講肆。」,除此之外,還翻譯了《寶雨經》、《華嚴經》等十一部佛教經典,為佛教的弘揚做出了巨大貢獻。

除此之外,法藏、神秀、慧能等高僧還建立了自己的佛學教派,如法相宗、華嚴宗、禪宗、凈土宗等,其中法相宗主張「三性三無性,萬法唯識,一切難心」,而華嚴宗則以「法界緣起」為理論指導,這些不同的教派滿足了不同信眾的信仰需求,佛教的群眾基礎也就得到了擴大,是唐代佛教能成為「國教」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二、佛教成為「國教」後的影響
唐高宗到武則天時期,是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之間的過渡期,在這一時期,唐朝的國力在這對傳奇夫妻的治理下穩步上升,在這兩位至尊對佛教的大力支持下,佛寺在唐朝國土上遍地開花,佛教成為了當時的「國教」,對當時中國以及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1、對內的影響:佛教經濟的出現

唐代主要的土地制度是均田制,僧侶按照規定也可以均分到土地,《唐令拾遺》中記載:「諸道士受《老子經》以上,道士給田三十畝,女官二十畝,僧尼受具戒准此。」除此之外,這些田地的最主要來源是皇帝及貴族的贈與,由於僧侶沒有後代可以繼承,這些土地後來就變成了寺院的土地,寺院在自己耕作之餘,也僱傭佃農來耕作,靠此養活了寺院僧侶及周邊佃農。與此同時,由於寺院香火鼎盛,人流量多,也促進了以旅店業、車馬業、手工作坊、榨油等手工業的發展,促進了市井經濟的發展。

同時,武則天時期,佛寺還建立了「悲田、治病、施藥」用來救濟社會,雖然後來經過發展,變成了寺院的盈利機構,在為貴族治病獲得贈與的同時,免費為貧苦百姓治療施藥。

佛教經濟的出現,減輕了國家負擔,同時佛教經濟發展到後來還將盈利用來救濟百姓,雖然目的是為了傳教,但是其中體現的「達則兼濟天下」的思想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。

2、對外的影響:傳播了中國文化

唐朝作為當時世界中心之一,對佛教的傳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,如新羅、百濟、高句麗等國的僧人陸續前往中國學習佛法,借鑒中國的佛教制度,創立了與中國佛教教派相似的佛教學派,他們在學習佛教文化的同時,也吸收了唐朝的先進文化,至今朝鮮半島上的天文學、醫學、曆法等都打上了中國文化的烙印。

鑒真東渡日本傳教,留居當地十幾年,不僅帶去了佛教經義,使得佛教開始在日本紮根,並成為日本的一大宗教,同時也帶去了唐朝的草藥學、以及建築學和繪畫學的知識,鑒真主持的唐招提寺,被日本《特別保護建築物及國寶帳解說》贊為:「金堂乃為今日遺存天平時代最大最美建築物。」唐招提寺歷經千年的多次地震仍不倒,是一座宏偉的建築奇蹟,也是研究中國文化的重要文物。

佛教在向外傳播的同時,也伴隨著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傳播,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了東亞地區的民族文化,在日本、韓國、朝鮮等國的傳統文化中印下了深刻的中國烙印。

三、總結
綜上所述,李唐王朝實施的寬鬆的宗教政策,使得以佛教為首的宗教發展的如火如荼,是中國歷史上宗教發展最好的一個朝代。而李唐皇帝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,武則天更是藉助佛教的經理教義解決了稱帝之途上的障礙,無論是出於種種政治目的,還是本身就信奉佛法也好,佛教都藉此機會得到了大力推廣。寬鬆的政策支持和統治者的大力宣教,使得唐代一朝名僧輩出,佛家經典被大量翻譯,並將之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。這些舉措,都推動了佛教宣教工作的發展,使得佛教力壓儒道兩教成為「國教」。

佛教成為「國教」之後,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,對內佛教經濟得到發展,既能自給自足,減輕國家負擔,同時又結合佛教布施的傳統,救濟他人,是佛教文化受到中國儒學影響的一個重要體現,對外則佛教的傳播也間接促進了唐朝文化的傳播,唐朝萬國來朝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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